隸書，自先秦至當代，在中國書法發展過程中，有極為重要的地位。由於其規矩有則，法度易掌握，操作簡易，實用美觀，深受各代人的喜愛。但由於時風的影響，各代隸書的命運則是不同的。
從書法發展史來看，隸書有兩個高峰，一是漢代，二是清代，在這兩個高峰之間，有一個谷地，那就是唐代。其在楷書創作上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但這種獨足的發展卻為其他的書體帶來了先天的不足。
分析唐代與清代隸書的不同點，有助於我們了解兩個時代的時風及創作語言的不同點，為當代隸書的創作提供一點有益的啟示。▲ 可參考徐浩隸書《嵩陽觀記》
區別唐隸與清隸的一個顯著的標準是：
取法不一樣，唐人隸書以楷法書之；清代隸書取法漢碑，這可以從清代的書學論著中找到答案。
清魏錫曾在《書學緒聞》中為初學書法者提供了一條學書道路，其說「篆取原刻《石鼓文》，原刻泰山秦殘篆十字，唐李陽冰《三墳記》，隸屬於漢《禮器碑》、《百石卒史碑》(全稱為《漢魯相乙瑛請置孔廟百石卒史碑》；就是《乙瑛碑》)、《史晨碑》、《孔廟碑》、《尹宙碑》、《石門頌》數種，剪貼成冊，於此中擇篆隸各一種令習書者以油紙碑影寫，亦皆提肘回腕，羊毫濃墨日課無腕間（見《中國書學論著提要》，陳滯冬，第341頁）。
唐隸不是取法漢碑，而是用楷法作隸書，唐代擅隸的代表書家多不通《說文》，不能取法篆書以豐富隸書之趣。造成這種現象的直接原因則是時代風氣所致。唐人並不是見不到漢碑，清人也不只看到漢碑。從唐到明清，各代人都能見到漢人隸書碑碣。
清代考據之學的興盛，尊碑抑帖，書法家追求反樸歸真，這種尚質的風格決定了隸書在清代書法中佔重要地位，這也決定了清代隸書必然超越唐代隸書。正如清揚守敬在《學書邇言》中說：“
桂未谷馥，伊墨卿秉綏、陳曼生鴻壽、黃小松易四家之分書，皆根底漢人，或變或不變，巧不傷雅，自足超越唐宋。”
漢隸來自秦隸，秦隸是什麼樣子呢？吾丘衍在《學古編》中說：「秦隸者，程邈以文犛繁多，難於用篆，因減小篆為便用之法，故不為體勢，若漢款識篆字相近，非有法佐之法也。曰隸書
。二是漢隸，字皆有挑法，與秦隸名稱相同，但寫法不一樣。如果說唐人也繼承有漢隸的因素，也最多是這類情況。▲ 參考漢隸《石門頌》宋拓本
秦有隸書，但真正確立和完善卻在漢代。其在中國文字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，是古體與今體的分水嶺。隸書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地位，主要是筆法的革新，那就是波折和出鋒。筆法中有方筆和圓筆。隸書主要是用圓筆來表現的，但方筆也是以隸書開始的。
分析秦漢隸書，有方筆也有圓筆，如南方的江淮漢簡多篆意，用圓筆表現，而西北漢簡則多方筆。到東漢以後，多用方筆。
在筆勢上，出現左掠右波的特徵，這一特徵發展到唐代，則出現了一種程式化，把隸書推向了絕望的深淵，失去了生機和活力。如果從書法發展史來看，方筆的出現是一種進步，其打破了圓筆一統天下的局面，出現了撇、捺、折等筆畫，是楷書的基礎，後世的行、草書都是從隸書蛻化出來的。但若一味強調單一用筆，就可能走向反面。
隸書是楷書的基礎，但唐人卻用楷法寫隸書，失去了古味，徒具其形。清錢泳在《書學》中對唐人的隸書作了具體的分析，其說：「唐人隸書，昔人謂皆出諸漢碑，非也。漢人各種碑碣，一碑有一碑之面貌，無有同者，即瓦當印章，以至銅器款識皆然，所謂俯拾即是，都歸自然。 、李權、陸郢諸人書，同是一種戈法，一種面貌，既不通《說文》，則別體雜出，而有意圭角，擅用挑踢，與漢人迥殊，吾故曰：唐人以楷法作隸書，固不如漢人以篆法作隸書也。如果我們分析唐玄宗《石台孝經》，則可看出這種現象，點已不是圓筆，鉤畫出鋒，明顯受楷法的影響。史惟則的《大智禪師碑》的筆法、筆勢也是此。▲ 可參考伊秉綏隸書五言聯
清代碑學的復興與發展，使人們對金石文字大加重視。帖學逐漸衰落，如何繼承和發展書法藝術，在當時的書壇上，湧現了許多勇士。康有為在《廣藝舟雙楫》中，推出了「尚質」的理論，認為書法要發展，必須從源頭尋求變法的精神動力，也就是必須從唐碑以前的魏碑和漢碑中去發現和總結。▲ 詳陳鴻壽《隸書六言聯》
清代的隸書高手正是這種理論的實踐者，
桂馥、伊秉綏、王時敏、金農、陳鴻壽、趙之謙等都是隸書高手，他們的共同特點都取法漢碑古法，都精通篆書。因此，其隸書的筆法有圓有方，面目多樣，各有千秋。特別是金農的「漆書」與漢詔書上的隸書一致，方圓相濟，伊秉綏的隸書筆法沉雄質樸，以漢《衡方碑》額悟入，以篆書筆法作隸， 古味濃烈。由此也可看出唐代與清代隸書在筆法上極大的差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