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強街87號

「聖人」負有治平天下、安養百姓的重任，因此不可能像至人、神人一般，完全超逸於塵世之外、徜徉於無何有之鄉，他必須出入滾世混塵、綜理有名有實的群物蒼生，也因此聖人反受俗名攖擾制馭的機會，也就比出世的至人神人，或被治的黎民眾庶更大了。就像莊子自己所言「名實者，聖人之所不能勝也」，就連聖人有時也會陷入世俗的迷思之中，以為物表之「名」

就是所欲追求的價值和本體，因此外雜篇中許多對聖人之治的嚴厲抨擊或許就是緣自於此。但借用蘇軾的話來說，這種抨擊未嘗不是一種「呵祖罵佛」之意，以俗治來對照「明王（聖人）之治」（也就是「無名」之治）的可貴與難求。「無名」之說的本義就是要看透外在之「名」的虛實，擺脫「名」對個體意志及精神的羈絆，也讓生命自「名」的偏執中解放出來。除了作為一種個體的工夫修治方法外，莊子更將「無名」的意蘊效果提升到對生命存在目的的反思。

「名」作為一種象徵符號，時常制約操縱了個人價值意向和情感認同，這也是當代哲學常被討論到一個課題。莊子認為聖人如要擺脫名的羈絆首先應釐清「名」與真實世界之間的膠著關係，這樣才能打破掙脫符號技術對本我真性的控制。如〈天運〉所云：「黑白之朴，不足以為辯；名譽之觀，不足以為廣。泉涸，魚相與處於陸，相呴以溼，相濡以沫，不若相忘於江湖！」為何莊子要物我彼此之間能相忘於江湖，其中原因之一就「名譽之觀，不足以為廣」，外在的榮譽名銜並不能提撕 [編按：'提攜' 之古用] 生命境界的高度，只是讓生命多了更多的桎梏和枷鎖。戰國法家認為「審名」、「定名」是控制臣民和維持秩序的必要手段，從這點來看莊子的「無名」之說，我們也可視為是莊子與法家政治主張的對話。

「無名」並非要否定「名」的實有，而是摸索一種「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」的生命解放程式，

如〈天運〉所云：「名，公器也，不可多取。仁義，先王之蘧廬也，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，覯而多責。」雖然「名」和仁義都是生命所不可缺，但將全部身心馳騖於其中而不知歸返，則不免沒命敗身。所以「無名」不僅是一種全生保性之道，更是「託不得已以養中」主張的一種實踐方式。

成玄英疏云：「不得已者，理之必然也。寄必然之事，養中和之心，斯真理之造極，應物之至妙者乎。」(〈人間世〉)。我們也可以將「名」的存在視為世間一種必然之事，或是不得已依憑的生存座標，但吾人須以中和之心悠遊於眾名，但又不為眾名所制御，如此方才算是保持住生命的本真。

路17:7-10

你們誰有僕人耕地或是放羊，從田裡回來，就對他說：你快來坐下吃飯呢？

豈不對他說：你給我預備晚飯，束上帶子伺候我，等我吃喝完了，你才可以吃喝嗎？

僕人照所吩咐的去做，主人還謝謝他嗎？

這樣，你們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只當說：我們是無用的僕人，所做的本是我們應分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