關於愛，我是個小學生。

子產不毀鄉校頌 唐 韓愈

原文

我思古人，伊鄭之僑。以禮相國，人未安其教；遊於鄉之校，衆口囂囂。或謂子產：“毀鄉校則止。”曰：“何患焉？可以成美。夫豈多言，亦各其志：善也吾行，不善吾避；維善維否，我於此視。川不可防，言不可弭。下塞上聾，邦其傾矣。”既鄉校不毀，而鄭國以理。
在周之興，養老乞言；及其已衰，謗者使監。成敗之跡，昭哉可觀。
維是子產，執政之式。維其不遇，化止一國。誠率此道，相天下君；交暢旁達，施及無垠，於虖！四海所以不理，有君無臣。誰其嗣之？我思古人！

譯文及註釋
譯文
我崇敬的古人，第一個就是鄭國的子產。（他開始執政的時候），用禮制治理國家，大家還不理他那一套。來到辯論的場所--鄉校，衆人議論紛紛。有人對子產說：“毀掉鄉校議論就停止了。”子產說：“有什麼可擔心的呢?可以把它變成好事。哪能說是議論多了呢?也就是各抒己見嘛。對的，我們就採納；不對的（或者可能把事情搞壞的），我們就防止；是好是壞，我們就觀察一下嘛!河流不能堵塞，言論不能阻止。堵塞言路，主上矇蔽，國家就要衰敗了!”
鄉校沒有毀掉，而鄭國得以治理好。周初興盛，（是因爲）奉養老成有德之人，聽取他們的意見；（周厲王）衰敗，是派人監視有意見的人的結果。成功失敗的事例，可以清楚地看出來。這子產啊，執政的方式（難得）。只因爲難得，才治理一個鄭國。真的都用子產執政的方式，幫助天下的君王，（天下就能）政通景明，達到無限。哎!天下沒有治理好，（是因爲）只有君王沒有賢臣啊。誰能繼承子產之風?（誰又具有子產之才）？我思慕古人。
註釋
1、伊，句首語氣詞。僑，子產的名。
2、禮，指治國的禮法綱紀。
3、囂囂(xiāo xiāo)，喧譁的聲音。僑，教，囂，押韻。
4、這是“亦各言其志”的意思。《論語·先進》：“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”
5、維，語氣詞。否(pǐ)，惡。
6、弭(mǐ)，止。
7、理，治，指平治。止，美，志，避，視，弭，矣，理，押韻。
8、養老乞言，周朝興盛的時候，曾奉養一些年老而有聲望的人，讓他們提意見，幫助把國家治理好。《詩經·大雅·行葦》序：“行葦，忠厚也。周家忠厚，仁及草木，故能內睦九族，外尊事黃耇（gǒu，黃耇，老人之稱），養老乞言，以成其福祿焉。”
9、謗者，指批評國政的人。《國語·周語》載：周厲王暴虐無道，國人批評他，他派衛巫監視批評他的人。最後國人忍無可忍，把他放逐出國。
10、是，指示代詞，這個。
11、式，法式，榜樣。
12、維，通“惟”。這兩句是說只因子產沒有遇到聖君，他的教化就只限於一個鄭國。化，教化。
13、於虖，同“嗚呼”。
14、四海（天下）之所以治不好，是因爲只有君，沒有臣（指稱職的人臣）。
15、《左傳·襄公三十年》載：子產從政三年，輿（衆）人誦之曰：“我有子弟，子產誨之；我有田疇，子產殖之。子產而死，誰其嗣之？”

賞析
這篇文章的體式是頌。頌是古代文章的一種體裁，但就其四言體式來說，實處於詩文之間，它往往與贊體同稱爲“頌讚”。劉勰說：“原夫頌惟典雅，辭必清鑠。敷寫似賦，而不入華侈之區。敬慎如銘，而異乎規戒之域。揄揚以發藻，汪洋以樹義。唯纖曲巧致，與情而變。其大體所底，如斯而已。”（《文心雕龍·頌讚》）劉勰指出頌的鋪寫如賦，但不華麗；敬慎如銘，但又不是純然規戒。而詞藻與義理，仍需具備，行文具有“巧致”，隨所欲抒的情感而變。
劉勰所說，是南北朝時代對頌的正體的認識。在一代文豪韓愈手中，也需要遵循這個文體的軌範。但此文對我們來說，重點所在，在其意而不在其形。
韓愈此文所頌的人，是春秋時代鄭國的子產。子產是歷史上有名的賢臣，對鄭國折衝於晉楚兩大國之間卻仍保持中等強國的地位，具有莫大的功勳。其政治行爲中有一則“不毀鄉校”，一直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初步的民主觀念的經典範例。
鄉校是鄭國人私議政事之所，鄭國的然明覺得鄉校非議國家大政，應予取締。子產反對，說：“何爲？夫人朝夕退而遊焉，以議執政之善否。其所善者，吾則行之；其所惡者，吾則改之。是吾師也，若之何毀之？我聞忠善以損怨，不聞作威以防怨。豈不遽止？然猶防川。大決所犯，傷人必多，吾不克救也。不如小決，使道不如，吾聞而藥之也。”這段話的意思非常明白，子產作爲一個明智的政治家，知道輿論疏導的道理，並有意識地將鄉校議政作爲改善行政的參考，這在封建時代的政治家中，是非常難得的胸懷。難怪孔子聽到此事後，會說：“有人說子產不仁，我不相信這種說法。”
而韓愈此頌的第一段，就是對子產事蹟的概括，純用四言體式，簡單介紹了子產對鄉校的看法及其不毀鄉校的影響，“鄭國以理”，即鄭國治理得井井有條的意思。這是符合頌體“敷寫似賦”的基本要求的。
下段則引證西周史事，來說明此理。西周之興，國家將老人供養起來，請他們發表對國事的意見，求言於老者，也是藉助於老成者的人生和政治經驗的做法。可到了西周的衰世，周厲王爲政暴虐，使巫爲監者，監視國人的謗言，國人道路以目。而周厲王終於被國人流放，西周也走向了自己的滅亡。成敗史蹟，豈不昭然具在，令人心悖？可以說，“敬慎如銘”，於此亦可見到。
末段則頌揚子產，完成文體的基本要求。大抵頌揚子產爲執政者的模範，只是他沒得到天子的賞識，而只能將教化施佈於鄭國一隅。如果以此道爲天子之相，則國家的輿情上通下達，無所不至。天下所以不治，是因爲只有好的君主而沒有子產那樣的臣子。誰是子產在當代的繼承者呢？我只有悠悠地思念着古人！
此頌三層意思，先爲概述子產史事，繼而引證古史，次而頌揚子產。然而，寫子產，也是在寫韓愈心目中的賢相。韓愈身處唐朝的中世，正處在由盛至衰的轉折點，萬戶衣冠拜冕旒的黃金時代早已逝去，而西風凋碧樹的晚唐時代即將來臨，一個有着巨大的社會責任感的封建知識分子，在這個時代十字路口，又該會有多麼悲涼的滄桑之感。在韓愈理想的封建政治關係中，賢相應如子產一般，疏瀹天下的民情，使下情上達，使爲政有利於民生，如此則天下可治。也許在對賢相的期許中，韓愈心目中還有元和時的宰相裴度的影子吧？然而，在封建社會的政治體制下，韓愈的理想註定了是空想而已。韓愈也只能“我思古人”，發抒其無限悵惘之意了。

鑑賞
子產不毀鄉校和周厲王監謗的故事，人們都不陌生。但韓愈卻在他的《子產不毀鄉校頌》中把二者聯繫起來，加以對照。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，而且能夠從中得到深刻的歷史教訓。
春秋時，“鄭人遊於鄉校，以論執政”。當時執政的是子產，他以禮法綱紀治國，進行了一些大膽改革。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滿，批評，甚至攻擊。有人建議毀鄉校，子產堅決反對。他說：“夫人朝夕退而遊焉，以議執政之善否。其所善者，吾則行之；其所惡者，吾則改之；是吾師也。若之何毀之？我聞忠善以損怨，不聞作威以防怨。豈不遽止？然猶防川，大決所犯，傷人必多，吾不克救也；不如小決使道（同導），不如吾聞而藥之也。”（見《左傳·襄公三十一年》）
子產對別人的批評採取的這種態度，是完全正確的，用現在的觀點來分析，也是符合唯物辯證法的認識論的。兩千多年前的子產能夠有這樣的氣度和認識，是十分難能的。孔子對子產的作法也十分讚賞。據《左傳》記載：“仲尼聞是語（指上述子產的話）也，曰：‘以是觀之，人謂子產不仁，吾不信也。’”孔子把仁當作崇高的政治、倫理道德的標準，從不輕易以仁許人，現在居然據此即稱子產爲仁。這說明孔子認爲這種作法就是仁的一種表現，爲什麼呢？因爲這種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學說是一致的。孔子的所謂中庸，並不是要人們對人處事不分是非，模棱兩可。對於那種巧言令色的佞人、鄉愿，孔子是非常鄙視的。孔子的所謂中庸，就是“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。”（《禮記·中庸》）孔子曾經說過：“君子之行也，度於禮，……事執其中。”（《左傳·哀公十一年》）中庸學說承認事物存在着對立的兩端，互相矛盾，又互相聯結，應取長補短，以得其中，否則就會“過猶不及”（《論語·先進》）。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過了界限（用現代哲學的術語來說就是“度”），就要求使兩端（即矛盾的雙方）都能及時暴露出來，使人們及時瞭解，採取措施，否則就會使問題堆積起來，變得積重難返，甚或釀成大禍。子產說“其所善者，吾則行之；其所惡者，吾則改之；是吾師也”。否則“大決所犯，傷人必多，吾不克救也！不如小決使道（同導），不如吾聞而藥之也。”這些話正是這個意思。
正確的認識方法，導致了良好的效果。當子產執政頭一年，有的人對他整頓田地疆界和溝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，不滿意，就怨恨他，叫喊“孰殺子產，吾其與之！”正如韓愈在詩中所說的“衆口囂囂”，仇視到了極點。但子產既不因爲這些人的不滿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，也不對不滿的人採取鎮壓（毀鄉校）的辦法。而是如韓愈所說的那樣，“善也吾行，不善吾避”。結果，子產執政三年之後，輿（衆）人誦之曰：“我有子弟，子產誨之！我有田疇，子產殖之。子產而死，誰其嗣之？”鄭人從實踐中認識到子產的正確，對子產的態度也從仇恨變成愛戴，起了根本的變化。正因爲如此，韓愈在詩中稱頌“維是子產，執政之式（榜樣）。”這樣的頌詞，子產是當之無愧的。
韓愈在詩中，也舉了反面的例，就是《國語·周語》中著名的周厲王使衛巫監謗的故事。周厲王暴虐無道，國人批評他，他不但不改，反而派衛巫監謗，加以鎮壓。大臣召公勸說，“防民之口，甚於防川”，建議他多方設法聽取各種意見，然後斟酌採行。但是，厲“王弗聽，於是國人莫敢出言，三年乃流王於彘”。可能是由於吸取了周厲王失敗的教訓，子產才能悟出鄉校不可毀的道理（前面引述的子產的一些話和召公的話很相似）。
經過這樣的對比，韓愈在詩中說：“成敗之跡，昭然可現。”他通過兩個歷史故事，兩種方法帶來兩種結果，說明管理國家應該採取甚麼方法。當然，韓愈只是從鞏固封建制度的立場出發的，但從認識論角度看，卻有普遍的意義。
韓愈最後爲子產的善政“化只一國”（他的教化只限於一個鄭國），而大發感慨。”四海所以不理，有君無臣，誰其嗣之？我思古人。”韓愈以爲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確的治理，就在於沒有稱職的良臣。因此，他對子產特別懷念。其實，在古代的封建社會，象子產這樣的良臣，是很難被重用的，縱使一時能執掌權柄，實施改革，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勢力的攻擊，一旦失勢或死亡，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復歸失敗，即所謂政以人舉，也必以人亡是也。
歷史的經驗證明，健全的政治，不能只靠個別的聖君賢相，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，以保證人民羣衆可以批評議論執政者及其作爲，社會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見也都能及時反映出來，以便使人們通過實踐、試驗和比較，認識真理。否則就會如韓愈在詩中所說的“下塞上聾，邦其傾矣！”同時，制度還要保證使那些思想品質好、有才幹的人材能不斷地被選拔出來，擔任重要的職務，使他們能大展宏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