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／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松德院區院長 楊添圍
（本文為《告訴我，你為什麼殺人；jeder kann zum moerder werden》一書之導讀，由城邦文化臉譜出版授權法操專刊全文刊登）
繼受德國法系的臺灣刑法體系，於刑事責任與刑案精神鑑定制度，有相當多類似之處。如鑑定人的選任，仍以司法官意見為主，制度上並沒有自由選任鑑定人的設計。鑑定人與證人一樣，可接受交互詰問，但是，地位仍類似輔助檢察官或法官之輔助角色。尚且，對於責任能力的判斷，即英美法所謂終極問題（ultimate issue），鑑定人可以提出結論，未如英美法所禁止。德國與臺灣相同的，最後判斷取決於法官，而非陪審團。
最大的差異，或許在，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、而無罪或減刑後，若有再犯之虞，在德國則可能在司法精神醫院中長期保安監護；而臺灣，則至多在受委託之精神醫療院所監護5年。
我國與德國對於責任能力，都採取所謂「混合性立法」。簡言之，要有生理性符合的疾病或診斷，為首要條件；其次，這些疾病或缺損狀態，必須影響到，個人執行行為的自由意志，法學上稱為，「辨識能力」或「控制能力」兩者。
德國現行刑法第20條規定：
行為人於行為之際，由於病理之精神障礙、深度的意識障礙、心智薄弱或其他嚴重的精神異常，以致不能識別行為之違法，或不能依此辨別而行為者，其行為無責任。
同法第21條規定：
行為人於行為之際，由於第20條所列各原因，致其識別行為之違法或依其識別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，得依第49條第1項減輕其刑。
我國立法理由中就載明參照德國之法制，而於2005年修定刑法第19條：
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，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，不罰。
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，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，顯著減低者，得減輕其刑。
對照來說，德國所稱病理之精神障礙、深度的意識障礙、心智薄弱或其他嚴重的精神異常，即是我國所稱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。
而後段，兩國所稱之辨識或識別行為違法，就是「認知辨識能力」；依其識別或辨識而行為，就是「情緒或行為之控制能力」。
精神異常認定有所不同
就德國鑑定實務而言，其精神異常狀態（insanity）的認定（我國：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），似乎較臺灣更為廣泛或寬容。就其四大疾病因素而論，德國所稱「病理之精神障礙」，包括我們熟知的嚴重精神疾病，如思覺失調症、躁鬱症、嚴重憂鬱症、妄想症，以及各種原因造成的精神病狀態。而「深度的意識障礙」，包括：夢遊、極度情緒衝動以及深度催眠等與精神病狀態嚴重度類似之情形。「心智薄弱」，則指智能障礙或發展性遲緩。若僅限於這三類，則與我國精神醫學界的共識，相去不遠。
但是，德國之「其他嚴重的精神異常」，可包括，嚴重的人格疾患，性偏好異常，以及嚴重精神官能症。雖然，德國在鑑定實務上，多認為，其他嚴重的精神異常，必須在社會功能呈現顯著影響（正如作者在文中多次強調），而且，至多可造成責任能力減輕而無法免除刑責。但臺灣通常認定此類疾病，完全不符合刑法所稱之「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」，不構成責任能力的減損。換言之，即使具有精神醫學診斷，確定有精神疾病，也無法稱其一定符合刑法所稱之「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」，因為，在這字詞裡，隱涵著法律要件的限定。
鑑定後處遇大不同
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、而無罪或減刑後，若有再犯之於虞，在德國則可能在專屬司法精神醫院中長期保安監護，實則近年來，由於出院條件更加緊縮，住院時間有逐漸延長之趨勢。而且，對於治療無明顯效果的病患，或者是性侵害犯罪者，還有所謂保安監禁的制度。
也有論者認為，德國以治療為前提，精神障礙或異常者，首應接受治療而非處罰，因此在制度上，採取比較寬容的態度；但是，一但具有社會危險性，其治療處分的意義，就被保護性收容所取代，因此，長期收容或監禁的情形，也逐漸成為常態。
在臺灣，由於刑法第87條之規定，則最多在受委託之精神醫療院所監護5年。這也引發，若社會危險性無法減低，最高5年監護，是否能減少公眾安全威脅的議論。（補充：刑法第91之1條第2項規定，強制治療則可實施至「再犯危險顯著降低」為止，並無明確期限限制。假設仍有再犯的危險，那麼即使已服刑期滿，執行檢察官仍可聲請法院延長處分期間。）在生硬的責任能力與兩國法律術語後，且讓大家回到故事敘述的情境裡。
白話本鑑定報告書
作者以淺顯的文字，敘事的方式報告個案，然後用被鑑定人與自己的對話，逐漸嶄露個案的樣貌。每一篇，都像一份白話文的鑑定報告書。在故事之外，作者也每每表明自己的專業態度。如何不預設立場地對待被鑑定人，怎麼多想一些，避免遺漏被鑑定人可能有的精神問題，同時，也不時揭露出，自己思考的邏輯與鑑定的方法、作為。作為讀者，應該會感受到一位專業鑑定者的細膩與自我要求；身為精神鑑定醫師，則是時時與作者的想法產生共鳴，更是不斷地對於其專業堅持，倍感折服。
作者說，案例不是那麼聳人聽聞，但是具代表性。實則，從殺害重病配偶，殺害老人謀財以滿足自戀需求、母殺子女、憂鬱狀態自殺殺人、尾隨跟蹤殺害前妻、遊民入侵住宅殺人、性侵犯重覆犯罪，到思覺失調症兩例殺人案件，每每都是司法精神鑑定的重要議題，更可能延生出一本本的專論與研究。正如，美國司法精神醫學專家Malmquist所言：了解殺人，是精神醫學的任務。
橫眉冷對千夫指
在「懲罰是必要的」案例中，作者試圖與一般人的想像對話：有條理，有計畫，怎會是精神異常？。兇手在表面上，控制能力並未完全欠缺，實際上，是有條理、有計畫的行動。但是，關鍵的問題是，病人沒有能力和自己的病態動機，保持距離，無法控制自己的動機。無法區辨事件是真實，還是自己的想像。同樣的情境，也出現在「強暴程式」案例裡。
另一方面，由於失去感情共鳴能力，這兩位思覺失調症患者，卻對加害人表現出冷漠或無法理解對方痛苦的態度。也正是這種行為與情緒上的異常脫離，正是思覺失調症不為人理解的主因之一。
作者在一開始就提醒，精神鑑定醫師的任務，不在於評估犯行，也不在於評估犯罪動機，而只在於檢查坐在他面前，被指控犯下一樁罪行的被鑑定人，在犯案時，是否患有某種程度的精神障礙。鑑定醫師必須能夠描述被鑑定人的「控制能力」或「辨別能力」由於哪種精神疾病、何種方式受到減損，既使這樁罪行引起了民眾的憤怒與仇視，即使就連略為暗示犯罪行為人都會激怒大眾，但是，「司法精神鑑定醫師在做出鑑定時要始終本著知識與良知，不把公眾的期待納入考量」（出自〈黑暗的幻想〉一章）。
鑑定醫師的原則與堅持
其實，同樣身為司法精神鑑定醫師，我在這本書中，看到的不只是一個個尋常卻又滿是悲劇的案例，更多的是，支撐一位精神鑑定醫師的原則。
本書原名相當清楚，人人都可能成為兇手。作者前言就說，讓人成為兇手的原因往往十分平凡：自我憎恨、嫉妒、寂寞或是恐懼。因此，她他選擇了乍看之下，平凡無奇卻值得深入咀嚼的案例，而不是轟動一時、驚世駭俗的連續殺人犯。
在後記裡，作者說，「我堅決反對把那些犯下嚴重罪行、深深傷害了他人的人視為泯滅人性的妖魔。我在做精神鑑定時，面對的從來不是怪物。事實上，作為人類，我們彼此間的共同點遠遠多過差異」。還說到，「破壞性行為是人類固有可能性，我們就是這樣。但是正因如此，正因為我們都是用同一種木材刻成的，只在細微的紋理上有所差別，我們必須認出那些犯下醜陋罪行的人也是人，從而在其中也認出我們自己。」
這樣的反省，並不孤獨，也不遙遠。我不由得記起，美國精神鑑定大師Robert Simon這段文字：
「我們常認為虐殺與惡行，和正常人無關，而無視於一個基本假設：我們都是人類，有能力達成許多層次的行為，有些是好的，有些，我們相當清楚，是壞的。雖然大多數人可以遏制他們施虐、破壞的黑暗面，但是這一面卻日以繼夜地以不同程度出現與運作著。原始人類以為，月缺時，部分月亮也消失。今天，我們知道，月亮的黑闇部分，雖不可見，但依舊存在。」
感謝臉譜出版，得以先睹為快，而閱讀過程更帶給筆者諸多感動。相信讀者，可以對於司法精神鑑定，有深一層認識與體會，更可以在各種案例中，感受到一位鑑定醫師的專業與真誠，還有她如何協助法庭裁判，卻又如何面對與詮釋人人困惑難解的人性邪惡。因此，我相信，這本書的出現，會讓許多精神鑑定的同儕們，獲得繼續堅持的能量和激勵。
~ 在我們自己和那些必須譴責的人之間，僅有一線之隔 ~
參考文獻：
1. 張麗卿（2011）：司法精神醫學－刑事法學與精神醫學之整合。台北，元照。
2. Norbert Konrad & Birgit Völlm (2014): Forensic psychiatric expert witnessing with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Germany.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Psychiatry 37: 149-154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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